寻昨天的太阳

在我的印象中，流行乐无法承载太多的社会责任。流行乐最主流的一面－那就是彻底的商业化。
　　 流行乐在其发展的早期，的确有很本色的一面，因为大家都还没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，在艰难探索中很容易出现一些深具个人主义色彩的作品，也由此诞生出一批英雄般的人物。这样的例子非常普遍，就好比摇滚乐的60年代 香港和台湾乐坛的75－89年，在我看来75年罗大佑的初试牛刀和89香港巨星的淡出分别作为华语黄金年代起止之年，应该有一定的意义。但随着流行乐坛的走向成熟，那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商业化，因为在利益驱使下，什么样的音乐类型最热卖，那就当然地成为唱片公司的主推音乐。虽然罗大佑是台湾人公认的乐坛教父，但其唱片几乎没有热卖过，除了一张被评论家认为是平庸之作的《爱人同志》算是热门唱片，还有较后期就是在香港发行的《皇后大道东》在香港也还勉强上了两白金。可见，一些有一定音乐性和思想内涵的作品从来就不是华语乐坛的主流。
　　 在许多乐迷眼中，罗大佑等一些音乐人的作品思想内涵是非常地深刻而令人尊敬，但事实上包括罗都还不能算真正地涉及政治，因为只有愤怒和批判，而没有颠覆和推翻，当然也谈不上有多么地深刻，那么他们对社会的意义从何说起？毕竟这些作品还没有起到唤醒一代青年的巨大作用，因此，拿齐秦的自我表达和罗大佑的针砭时弊来论高下，以此来比思想内涵也是50步和100步之差距。说穿了，都只是流行文化，不过是大众的娱乐工具，没有高下和优劣之分。